该案已经超过20年追诉时效期限，刑法也经过了1979年和1997年两次修订，修订后的刑法改变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，将“采取强制措施”变更为“立案侦查”。根据现行刑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，追诉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，如果适用旧法“采取强制措施”的规定，则追诉期限已过，如果追诉，应当报请最高检核准；如果适用新法“立案侦查”的规定，司法机关可以直接追诉。
拿着厚重发黄的卷宗，我的内心无比沉重，面对新旧法变更的问题，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，真正实现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正义？
经过深入研究、梳理思路，我认为时效制度的存在，是为了督促侦查机关尽快破案，对于未能侦破的案件，通过时效制度让社会重新归于稳定。追诉制度正是时效制度的一体两面，时效制度能够消弭大部分久悬未决的案件，但是对于一些时效制度不能够解决的刑事犯罪，则可以通过核准追诉制度实现刑法上的报应。
当然，报请核准追诉条件和核准追诉必要条件都有客观和明确的标准。该案虽然发生在信息并不发达的23年前，案发时消息没有得到广泛传播，案件侦破后，也没有像某些案件一样引起舆论震动，但这一犯罪事实的恶劣性和影响性是经年不衰的，即便经过23年，任何人再次亲历当年案卷，也都会将其认定为“影响性特别严重”。
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发现，犯罪的影响性特别严重是一种客观事实上的判断，而不是一种主观上的判断。因此，我认为，无论从溯及力原则的普遍适用性还是时效制度的价值平衡性，或是核准追诉标准的客观性上看，该案都应当报请核准追诉。我的观点得到了员额检察官联席会的同意。
这是我从检10年来参与办理的唯一一起核准追诉案件，也是我院建立以来办理的第一起核准追诉案件，且成功被最高检核准。尽管该案办理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论和程序难题，但是通过难题破解并积极报请，最终使得尘封多年的命案得以报偿。死者能够安息，生者得以慰藉，犯罪人在法律程序的正义下获得应有判决，法律的双向平等保护在司法实践中、检察为民的初心在个案中不断得到体现。
案件办结后，回想此案的办理过程，我有几点感悟：一是案件办理要遵循刑法基本原则，准确认定溯及力适用范围。二是案件办理要把握时效制度原理，审慎适用核准追诉制度。三是案件办理要准确适用核准追诉的法律规定，准确把握核准追诉报请条件。报请核准追诉的条件，是一个案件能否被追诉的客观标准，这就要求办案人秉持客观公正立场，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量追诉“必要性”，严格审核证据标准。
